一個讓秦國真正崛起的人物,諸葛亮都向他學習,可惜鮮為人知!

關于秦國崛起,最廣為人知的人物就是商鞅,李斯的《諫逐客書》和司馬遷的《史記》都有指出了這一點。

《諫逐客書》:孝公用商鞅之法,移風易俗,民以殷盛,國以富強,百姓樂用,諸侯親服,獲楚、魏之師,舉地千里,至今治強。

然而,商鞅為秦國打了勝仗, 卻為何要將河西之地又送給魏國?固然有魏武卒,以及龐涓擊敗商鞅的因素,但更重要的原因在40余年之后,司馬錯一語揭開,即“今王地小民貧”,無力支撐秦國占領河西之地!

說到底,商鞅變法,只是加強了朝廷對全國資源的集中掌控,實現了不健康的“國強”、“兵強”,但秦國依然是“地小民貧”,與關東國家相比整體實力還是不足。

那么,讓秦國真正富強和崛起的到底是誰呢?就是上文提到的司馬錯!

商鞅讓秦國更有秩序,資源掌控利用能力更強,但秦國地盤就那么大、人口就那么多,商鞅變法帶來的提升,總歸有一個限度。

就好比種田,商鞅變法讓秦國田地產出增加了10%—20%,但絕不可能翻倍,因為以當時的科技條件來說根本達不到。

然而,司馬錯卻讓秦國真正富庶和強盛,所采取的辦法就是消滅蜀國,既消除背后隱患,又獲得天府之國相助。

316年,位于四川的巴國和蜀國互相攻打,都向秦國求救。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記載,“秦惠王欲先伐韓,后伐蜀,恐不利,欲先伐蜀,恐韓襲秦之敝”,因此猶豫不決。

張儀主張應先攻打教訓韓國,再攻打蜀國,所謂“親魏,善楚,下兵三川,攻新城、宜陽,以臨二周之郊,據九鼎,按圖籍,挾天子以令于天下,天下莫敢不聽,此王業也”。可見,張儀認為先攻打韓國,有利于奠定秦國王霸之業。

然而,司馬錯卻力排張儀之議,認為秦國地小民貧,尚不具備成就王業的條件,宜從易處(攻打蜀國,而非韓國)著手,增強國力。而且,攻打韓國將導致諸侯聯合對抗秦國,攻打蜀國則既可得其人力、物力以充實軍備,還可占據有利地勢順水而下攻打楚國。

臣聞之,欲富國者務廣其地,欲強兵者務富其民.......今王地小民貧,故臣愿先從事于易........得其地足以廣國,取其財足以富民,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。

國富需要廣其地,強兵需要富其民,秦國打下蜀國,可以“廣國富民”,這才是秦國崛起的真正原因!而且,司馬錯認為蜀國“有桀、紂之亂”,秦國滅之師出有名,可為秦國積德。

最終,秦惠王采用司馬錯之策,滅了蜀國之后(次年滅了巴國),《資治通鑒》中記載,“蜀既屬秦,秦以益強,富厚,輕諸侯”。更為驚人的是,秦國消滅巴蜀僅僅只過八年,就取得了重大成果。

《華陽國志?蜀志》:司馬錯率巴、蜀眾十萬,大舶船萬艘,米六百萬斛,浮江(指漢水)伐楚,取商于之地,為黔中郡。

可見,秦國不僅獲得了豐富的人力、物力資源,還消滅了背后隱患,以及獲得一個攻楚的戰略要地。有錢、能打、沒有后顧之憂,這樣的秦國才真的可怕,而不是司馬錯之前“地小民貧”的秦國。

因此,從長遠來看,秦國占據天府之國后,才真正崛起,真正奠定王霸之業,后來發展證明了司馬錯眼光。40年后的長平之戰中,通過巴蜀棧道,白起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糧草供給;秦始皇一統天下,都離不開巴蜀的豐富資源,比如巴蜀的寡婦清,就對秦始皇幫助非常大。

五百年之后,東漢末年的諸葛亮,復制了司馬錯的觀點,《隆中對》中提到“益州(巴蜀)險塞,沃野千里,天府之土,高祖因之以成帝業”,就是勸說劉備占據巴蜀之地。那么,諸葛亮到底學的是劉邦,還是司馬錯呢?

明清金圣嘆《天下才子必讀書》卷四中記載:“讀此,始知諸葛公乃有粉本。后賢信諸葛公亦爛讀《國策》(“司馬錯論伐蜀”出自《戰國策·秦策》),則其爛讀,可無俟再勸也。”可見,金圣嘆認為諸葛亮學的是司馬錯。其實,劉邦諸葛亮的攻略四川之策,鼻祖都是司馬錯。

令人遺憾的是,談及大秦帝國的崛起,人們習慣性的認為商鞅變法,而真正的關鍵司馬錯卻鮮為人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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